“你不是‘反馈材料’。”
“你是证人。”
“你讲的不是情绪。”
“是案情。”
第二位讲述人，是个男孩。
他十八岁，穿着一件黑T，一上台就说：
“我是被安排人的。”
“我不是讲述人。”
“但我现在想讲。”
“我讲我当年，是怎么一步步把别人往那个‘体验区’里送的。”
“我收的是现金，没有签合同。”
“我当年跟着一个做‘项目协调’的老板，他说‘你就是联络员’。”
“让我在微博、小红书上找那种‘说自己穷’、‘说自己没出路’、‘说想红’的女孩。”
“我联系她们，送她们去‘风荷’。”
“我告诉她们，有机会拍广告，有人请客，有人帮签工作室。”
“她们信了。”
“我送了七个。”
“有三个，后来联系不上了。”
“有一个跳楼，没死。”
“但她现在说话断断续续的。”
“她还会记的我。”
“她见我那天，在风荷门口问我一句：‘你是哪个导演派来的？’”
“我说我是助理。”
“她说助理也算人吗？”
“我当时没回答。”
“我现在回答她。”
“我那时候，不是人。”
“我是工具，是他们用来筛人的筛子。”
“她们进去，是我拉的。”
“她们出不来，是我没讲。”
“现在我讲。”
“不是求原谅，是我知道——她们讲不出来了。”
“她们死了，我活着。”
“我就该讲。”
程漾让人给他准备了档案表格，让他自己签字写名。
他把名字写上去了。
“我叫石然。”
“十八岁。”
“我不配的轻判。”
“但我愿意作证。”
第三位讲述人，是个记者。
年纪不大，穿着长风衣，挎着旧单反。
她坐在讲述位上，拉开背包，从里面掏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