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是做‘项目体验回访’系统的人。”
“我负责的是那套‘满意度问卷’。”
“就是你们后来看到的那种——‘体验感受’打分表。”
“我来讲，是因为你们看到的那些‘好评率’，是我做出来的。”
“我们那时候有一套算法，如果有负面词汇，就统一标记为‘情绪化反馈’，系统默认不入统计。”
“有一次，一个讲述人写了‘我觉得恶心’，我点开后台，她的反馈直接被标成‘数据干扰项’。”
“她不但没被记录，连‘讲述机会’都被取消了。”
“而那些写‘我很高兴’，‘我愿意配合’的，系统会自动推荐‘第二次体验’。”
“我知道你们现在说‘她们是编号’，但我告诉你们——她们是被算法标记成‘乖’，才继续活在那个系统里的。”
“我来，是因为我不想再让她们活成那套评分表。”
程漾听完，问了句：“你愿意配合写一份评分筛选机制说明吗？”
那人点头：“我现在就写。”
他拿出一张纸，写了五行字：
【打分机制默认配合为正向】
【负面词汇被系统自动排除】
【被标记“不稳定”的讲述人，被停权或剥权】
【我是系统评分算法调控人】
【我讲完的，是她们被标记之后死的那段路】
这份资料直接送进卷宗。
程漾下了批注：
“这不是‘情绪反馈’，这是‘杀人判定’。”
“她们不是被判不稳。”
“她们是说了‘我害怕’，你们说——她情绪不合格。”
第三位上台的，是曾参与“讲述人展览项目”的公关人员。
她一句废话没有。
上来只说一句：
“她们死的时候我还在用她们照片做展板。”
“我配的文案是‘时代女性之声’。”
“那时候我知道她死了。”
“但我还把她的照片放在展厅主位。”
“因为她笑得确实干净。”
“我来讲，是因为那张照片我修了图。”
“我把她眼下的乌青、嘴角的伤，全修